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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敬琏谈经济结构优化:还是要改革 要提高效率

吴敬琏

经济学家

发布时间:2015-11-14 11:47

关键字: 吴敬琏 经济 改革

  83岁的经济学泰斗吴敬琏,被誉为中国经济学界的良心。

  他一度在“政治心脏”中南海工作,却一度试图把政治与经济分开思考,保持温和的学术见解。直到改革启动前后,目睹旧体制的种种痼疾,他毅然加入学术争论,以逻辑严整、思维清晰、坚定不移的形象,推动改革前行。

  他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最初提出者之一,也是最坚定的捍卫者之一。他参与了1978年以后几乎所有重要的经济改革论战,循着他的思想演进路径,不难勾勒出中国经济变革理念的大致曲线。

  “吴市场”

  20年前的11月,中共十四届三中全会,《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获全票通过,拉开新一轮改革的序幕。

  这是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第一个总体设计。继中共十四大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体制改革目标后,其基本框架也得以建立。此后20年,市场经济彻底改变了中国。

  作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概念的最初提出者之一,吴敬琏对此功不可没。

  20多年前,中国经历过一场充满火药味的关于“商品经济”与“计划经济”的大论战。论战源起1988年,中央政府发起的“物价闯关”改革失败。次年,经济发展速度降到1978年以来的最低水平,大量企业倒闭,失业人员增加,经济局势动荡,关于意识形态的争论也变得敏感起来,甚至早在几年前已经尘埃落定的“商品经济”与“计划经济”之争,也被再次摆上台面。

  有媒体评价称,在这场大论战中,性情温和的吴敬琏扮演了“孤胆战士”的角色。

  他把自己变成了“靶子”。1989年秋天,吴敬琏参加了在中南海召开的70天经验教训座谈会。会上,他不但捍卫“商品经济”,还提出应该用“市场经济”这个新名词,洋洋洒洒讲了1个半小时。

  他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概念的最初提出者之一。1988年初,他与同事胡季写出专题报告《关于“商品经济”和“市场经济”的几点意见》,提出“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概念。当年7月,《人民日报》发表了这篇报告,这是中央党报上首次出现“市场经济”这个名词。

  但物价闯关失利后,“市场经济”研讨全面停滞,甚至出现相反的思潮,公开报刊上频现反对市场化改革的声音,全国也开始启动针对民营经济的整顿运动。

  因此,在1989年的那场座谈会上,吴敬琏高谈“市场经济”观点,在很多人看来,无疑是个危险的举动。当天上午,只有他与一位主张计划经济的专家发言,旁人大多没有参与争论。

  吴敬琏并未就此放弃和退却。

  1990年7月,中共中央在中南海勤政殿召开一次经济问题座谈会,包括薛暮桥、刘国光、苏星、吴树青、袁木、许毅、吴敬琏在内的十多位经济学家应邀参加。出席领导有时任总书记江泽民、总理李鹏和政治局常委乔石。

  吴敬琏再次与“计划派”当面交锋。

  “‘计划经济与市场调节相结合’这个口号不妥当,应该明确‘市场经济’的改革取向”,他继续坚持自己的观点。争论中,他数次被打断,在会议主持者的容许下,他才得以讲完。

  这一次,他得到了薛暮桥、刘国光等人的支持。他们也强调,必须坚持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改革路线,维护市场取向的正确方向。

  这场座谈会后,吴敬琏“吴市场”的绰号不胫而走。

  “‘吴市场’对我完全不是美称”,吴敬琏在日后接受采访时多次称,那在当时是很厉害的贬义,“和中央不保持一致”。

  那一年,还有一件事情,也让吴敬琏很郁闷。他与刘吉瑞合著了一本书《论竞争性的市场体制》,论述如何在中国建立市场经济,却辗转数家出版社都无法面世。他回忆,在江西,一家出版社已经准备好纸张、设计,在进印刷厂的最后时刻被迫撤稿。在北京,一家出版社提出要删除“市场经济”的字眼,遭到吴的拒绝。

  11场座谈会

  形势在1991年悄然好转。这年10月至12月,吴敬琏参加了由江泽民主持召开的11场系列座谈会。这为1993年的中共十四届三中全会奠定了重要基础。

  史料披露,当时参加座谈会的专家有20多位。江泽民对参会者有三点要求:一是在思想解放、实事求是方面比较突出,敢于说话;二是对改革开放的设计、论证和文件起草等工作参与较多;三是找1名至2名海外学成人员。此外,还要有几位能讨论资本主义经济和苏东经济的专家。

  江泽民抛出三个问题:用马克思主义观点看战后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和现状、苏东剧变的根本教训是什么、怎样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第三个问题引发的讨论最多,为此专门开了5场座谈会。会上,刘国光、张卓元、杨启先、傅丰祥、林毅夫、周小川、郭树清、陈东琪等经济学家,都反驳了当时的倒车论调,强调改革的市场方向。

  吴敬琏对该系列座谈会评价颇高,他从自身感受回忆称,“这个系列座谈会有两个重要特点:第一是座谈会开得生动活泼。领导人和学者之间互相插话,平等地进行讨论。第二是讨论的主题,不是简单地提出什么样的政治口号或者改革目标用什么名称这样的表面问题,而是从理论和历史相结合的层面深入探讨体制、机制及其效应问题。”

  座谈会上,吴敬琏做了《加快改革进度,开辟现代化建设新阶段》的发言,还给与会者分发了一篇文章《市场机制与资源配置》,作为发言背景。

  他对1984年十二届三中全会提出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表示赞同。此前,他已经向江泽民、朱镕基介绍过关于计划和市场提法演变的过程。而正是在座谈会期间,他与刘吉瑞的著作《论竞争性市场体制》,在中国财经出版社三位负责人的共同签名担责下,终于得以出版。

  另一位与会者张卓元回忆该系列座谈会时表示,座谈会的主要成果是酝酿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倾向性提法,“这11次座谈会把中国新体制明确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从而明确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模式,起了重要的作用。”

  而江泽民后来也曾回忆称:1991年我花了很长一段时间研究西方经济学。我得出结论,在经济不发达的国家,取得政权以后,要把经济搞上去,必须用市场经济的办法,

  1991年12月,座谈会正式结束。11天后,苏联解体。1992年1月,88岁高龄的邓小平南下武汉、深圳、珠海和上海,发表著名的南方谈话。

  吴敬琏当年险些“难产”的《论竞争性的市场体制》很快脱销,开机二次印刷。1992年,该书获得国家图书奖。

  1992年4月,吴敬琏向中央领导提出建议,希望在中共十四大上“对社会主义改革的目标模式做出新的科学的概括”,并提出两个方案以供选择:“社会主义商品经济”是最低限度的方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更理想的方案。

  当年召开的中共十四大最终宣布,“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并明确指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就是要使市场在社会主义国家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作用”。

  次年11月,中共十四届三中全会全票通过《决定》,改革重启,中国开始公开推动市场化进程。1994年,经济体制系统改革启动。1997年,中共十五大开启"调整和完善所有制结构"改革。到20世纪末,中国宣布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已经初步建立。

  “吴市场”,终于由贬义变成褒赞。

  反思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推行20年来,中国经济发生了惊人变化:GDP高速增长,经济总量在全球排名第二,人均收入迅速增加。

  吴敬琏当年的大胆预言已经成为现实,但他却在反思。

  市场经济体制推行的20年间,社会出现了公法不彰、社会失范、腐败蔓延等现象,这促使吴敬琏不断思考改革前途:1998年,他发出避免滑入权贵资本主义泥坑的警言。2000年起,他大力呼吁建立好的市场经济,即建立在公正、透明的游戏规则之上的法治的市场经济。

  他认为,上述问题,还是源于经济改革没有到位。近十年间,他越来越多地表达这种忧虑。十八届三中全会召开前夕,吴敬琏在接受媒体采访再度重申:“中国目前还走在改革的半途:一方面,20世纪末期建立起市场经济的初步框架;另一方面,一些领域改革的大关还没有过。”

  作为经济学家,吴敬琏对国家的使命感让人印象深刻。

  女儿吴晓莲曾感慨:“我觉得他最大的动力就是‘使命感’。这不是一个褒义词,也不是一个贬义词。就像一个人穿上红舞鞋停不下来了,是好还是坏都说不上,注定要这样。”而《北京青年报》记者评价,“他的嘴对着领袖的耳朵,但他的脚站在百姓的中间”。

  财经作家吴晓波曾经为吴敬琏写口述传记。他认为,在当代中国经济改革史上,吴敬琏的重要性在于,他几乎参与了新中国所有的经济理论争议。据不完全统计,从1964年到2009年,吴就参与过12场重要论战,在上世纪80年代中期之后,他已经成为多场论战的主角甚至是发动争论。

  传记推出前,吴晓波曾在博客上感慨地写下这样一段话:“在一个物质至上的、平庸的商业年代,吴敬琏的故事像那只最后的理想主义的风筝,它以自由和独立的精神凭风飘弋,任狂风骤雨不能让它断线坠落,无论是光亮或昏暗的天空中,它总是保持者不合时宜的姿态,让人们在仰望中生出别样的勇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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